杨丽华，男，侗族，贵州玉屏人，春晖社
支教部副部长，研究方向：古代文学与文化。
摘要
本文以《酒国》与《聊斋志异》的深层对话为研究对象，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从志怪元素、叙事结构、讽喻精神以及语言风格四个维度，通过大量文本对读与实证分析，探究莫言小说与《聊斋志异》的深层关系，思考当代文学如何延续传统。研究表明，《酒国》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在植根志怪传统的基础上，借助西方现代叙事技巧完成其荒诞性的转译，构建了一种独特的“虚幻现实主义”。
关键词： 莫言；《酒国》；《聊斋志异》；志怪传统；虚幻现实主义
Let’s talk about the genes and mutations in”Liaozhai” in Mo Yan’s “Wine Country’
Lihua Yang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profound dialogue between The Wine Kingdom and Liaozhai, employ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methodologies. Through four analytical dimensions—strange tales elements, narrative structure, satirical spirit, and linguistic style—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deep connections between Mo Yan’s novel and Liaozhai via extensive textu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studies, exploring how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can preserve traditional element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Wine Kingdom transcends mere imitation; it builds upon the tradition of strange tales while incorporating Western modern narrative techniques to reinterpret absurdity, ultimately constructing a distinctive form of “illusory realism.”
Keywords: Mo Yan; The Wine Kingdom; Liaozhai; Tradition of supernatural fiction; Illusory realism
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其创作中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常被置于拉美文学的影响下讨论。[1]然而，莫言本人多次强调蒲松龄与《聊斋志异》对其创作的根本性影响。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他说：“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2]在《酒国》这样一部充满荒诞狂欢与尖锐讽刺的作品中，古典志怪的血脉以更为隐蔽和复杂的方式流淌。相较于《生死疲劳》对“轮回”框架的直接借用[2]，《酒国》与《聊斋志异》的互文性更多体现在精神气质、叙事技法的深层对话与创造性叛离上。本文旨在通过精细的文本对读，揭示《酒国》如何将“聊斋遗韵”消化、重组，并置于后现代的实验熔炉中，最终淬炼出属于莫言自己的文学晶体。
一．志怪元素的承袭与变异
《聊斋志异》作为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的高峰之作，以其丰富的妖魔鬼怪、奇异人物描写奠定了其在志怪文学领域的经典地位。蒲松龄通过细腻的笔触和奇幻的想象力，塑造了众多具有鲜明个性的花妖狐媚形象，这些形象不仅展现了人与异界之间的互动，更隐喻了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在《聊斋志异》中，志怪元素并非单纯的虚构或娱乐，而是承载着深刻的社会批判功能。例如，《婴宁》一篇通过对狐女婴宁天真烂漫性格的刻画，揭示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而《种桃》则借由奇异情节表达了对世态炎凉的讽刺。这种将志怪叙事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的方式，使作品既具备艺术审美价值，又富有思想内涵。
蒲松龄《聊斋志异》奠基于乡野民间传说，其志怪核心是“花妖狐媚，各具人情”。无论是《婴宁》中的狐女，《阿纤》中的鼠精，还是《黄英》中的菊仙，皆在非人形骸中灌注人性情感。例如《婴宁》中描写狐女：“容华绝代，笑容可掬……捻梅花一枝，容华绝代。”这种描写确立了古典志怪中“异类”作为审美与情感投射对象的范式，在异类交往中折射世态人情，构成了一个“现实—异界”自由穿梭的古典美学世界。
莫言的《酒国》显然继承了这一以“异类”观照人间的传统，但其志怪元素发生了显著的“都市化”与“感官化”异变。小说中不再出现传统的狐狸与鬼魂，取而代之的是“鱼鳞男孩”、“妖精少年”等怪诞形象。在《酒国》中，莫言描写道：“那孩子的皮肤上覆盖着一层细密的鳞片，在灯光下闪烁着青色的冷光。”这种生理特征的异化与其被观赏、被欺凌的命运紧密相连。
更为惊心动魄的互文体现在对“食人”意象的重构上。《聊斋志异·宴之》中曾隐喻性地描写：“以人为畜，烹而食之”，这尚属于对暴政的道德寓言。而在《酒国》的“食婴宴”上，莫言将这种隐喻极端化、感官化：“那红烧婴儿的香气弥漫在整个包厢，肉质鲜嫩，入口即化。”这里，被烹饪的婴儿被赋予了一种沉默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物性”，直指消费时代的残酷与伦理溃败。这与《聊斋》的批判内核遥相呼应，但莫言将其从古典的隐喻变为当代赤裸裸的寓言狂欢。此外，《酒国》中李一斗寄给“莫言”的诸多短篇小说，如《肉孩》、《神童》等，本身就是一个当代的、粗粝的“聊斋故事集”，它们嵌套于主叙事中，构成了对古典志怪文体形式的自觉模仿与戏谑性转写。
尽管《酒国》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聊斋志异》的志怪传统，但莫言在志怪元素的运用上进行了诸多创新，尤其是在奇幻元素与现实的融合方式上展现出独特的艺术追求。相较于《聊斋志异》中较为清晰的虚实界限，莫言在《酒国》中刻意模糊了现实与幻境的边界，使二者相互渗透并交织在一起。例如，丁钩儿在调查案件时不断遭遇各种离奇事件，而这些事件究竟是真实发生还是其心理作用的结果，则留给读者自行解读。这种叙事手法不仅增强了作品的不确定性与开放性，也深化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力度。
二、叙事结构的实验性突破
《聊斋志异》在结构上属于典型的“短篇集缀”体，近五百个故事依靠“异史氏”的评点和共同的志怪主题形成松散而内在统一的整体。单个故事多遵循“书生遇奇（入异界）—历经奇幻—回归现实（或留遗憾）”的线性闭合结构。如《席方平》中，席方平“魂离躯体，入阴司讼父冤”，线索清晰，历经酷刑后最终回归，结构严谨且指向明确。
《酒国》的叙事结构则是对这一古典形式的彻底解构与复杂化重构。它采用了三重叙事嵌套的实验性框架：第一重是侦查员丁钩儿调查“食婴案”的侦探小说式主线（现实/仿现实层）；第二重是文学青年李一斗与作家“莫言”的通信及信中附带的系列小说（虚构/元小说层）；第三重是作者“莫言”对李一斗小说的评点及自我介入（评论/元叙事层）。
这种结构彻底打破了《聊斋》式清晰、闭合的叙事模式。丁钩儿在酒国的经历，虚实难辨，其调查过程不断被荒诞事件打断、消解，最终走向崩溃与迷失：“丁钩儿在酒精的迷雾中感到自己正在融化，现实与幻觉的边界彻底消失。”这可以视为对古典“入异界”模式的黑色幽默式改写——异界（酒国）就是现实本身，且无法逃离。而李一斗的“聊斋式”小说与主线的并置、互渗，使得整个文本呈现出一种自我指涉、自我增殖的后现代特征。莫言借此将古典志怪传统从单纯的“故事讲述”，提升为对“叙事本身”及“作家身份”的反思，完成了叙事结构的现代性飞跃。
尽管《酒国》与《聊斋志异》在虚实交错叙事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在叙事节奏、虚实比例以及叙事意图上仍表现出显著差异。首先，从叙事节奏来看，《聊斋志异》以短篇故事为主，每个故事通常围绕一个核心事件展开，虚实转换较为迅速且明确。例如，《种桃》一篇中，主人公从现实世界进入仙境的过程仅用寥寥数语便完成，这种简洁明快的叙事节奏使得作品更具可读性。相比之下，《酒国》的叙事节奏则显得更为缓慢且复杂，莫言通过大量细节描写和心理刻画，将现实与幻境的融合过程拉长，从而使读者能够更深入地感受到人物内心的矛盾与挣扎。
其次，在虚实比例方面，两部作品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聊斋志异》中的虚实比例通常较为均衡，现实场景与奇幻情节各占一定篇幅，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而《酒国》则倾向于加大奇幻元素的比重，现实场景往往被高度扭曲或隐喻化，从而突出了作品的荒诞性与批判性。例如，酒国中的“食婴宴”情节虽然表面上属于奇幻叙事，但其实质却是对当代社会病态现象的深刻隐喻。这种虚实比例的调整不仅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也体现了莫言对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
最后，从叙事意图来看，《聊斋志异》主要通过虚实交错来批判封建社会的弊端，而《酒国》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叙事的功能。莫言不仅借助虚实交错揭示了社会问题，还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探讨了人性异化的根源。例如，丁钩儿在酒国的经历不仅是一场对外部世界的探索，更是对其内心欲望与恐惧的直面。这种叙事方式使得《酒国》在批判现实的同时，也具有更强的哲学思辨性，从而超越了传统志怪小说的局限。
三、讽喻精神的时代转向
蒲松龄创作《聊斋》，乃“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其讽喻精神建立于科举失意文人对封建吏治、社会不公的深切愤懑之上。在《席方平》中，蒲松龄借异史氏之口痛陈：“阴曹之暗昧，尤甚于阳间。”这是一种指向明确的、带有士大夫忧患意识的批判，底色是沉郁与悲凉。
《酒国》的批判精神则呈现出一种“狂欢化”的喧嚣与绝望交织的特质。它承袭了“孤愤”的批判内核，但将矛头从封建官僚体系转向了当代中国的官场腐败、权力寻租与物欲横流。小说中借人物之口说道：“在这个城市，吃是唯一的真理，权力就是食欲。”“食婴”这一核心意象，是对“吃人”历史与现实的终极隐喻，其批判的尖锐与激烈程度，远超《聊斋》的影射。
然而，莫言的批判并非通过沉郁的笔调，而是通过一场盛大的、充满戏谑与黑色幽默的语言和情节狂欢来实现。酒宴上的纵欲、权力场的交易、文学青年的攀附，都以一种夸张、变形、令人捧腹又作呕的方式呈现。这种“狂欢化”批判，使愤怒转化为笑声，在笑声中暴露一切，解构一切。它与《聊斋》的“孤愤”形成了鲜明对比：蒲松龄是站在民间仰望（或平视）官僚体系的黑暗，而莫言则是潜入这个体系（酒国）内部，将其荒诞逻辑推向极致，从而达成更彻底的颠覆。这种批判姿态的转变，正是传统讽喻精神在当代消费与权力社会中的必然异变。
尽管《聊斋志异》与《酒国》在讽喻批判精神上具有一定的共性，但由于创作背景与时代语境的不同，两者在批判对象、批判方式以及批判意图表达上存在显著差异。首先，在批判对象方面，《聊斋志异》主要关注封建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如官僚腐败、司法不公与礼教束缚，而《酒国》则将批判的焦点集中于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官僚特权、消费主义与道德危机。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社会矛盾的变迁，也体现了两位作家对各自所处时代脉搏的敏锐把握。
其次，在批判方式上，《聊斋志异》倾向于采用间接隐喻的手法，通过鬼狐故事与异界情境映射现实问题，而《酒国》则更加直白露骨，甚至不惜以夸张与荒诞的方式呈现社会病态。例如，蒲松龄在《席方平》中通过阴间官僚体系的腐败隐喻现实司法问题，而莫言则在“食婴宴”中直接展现了权力阶层的奢靡与残暴。这种差异不仅源于两位作家的个人风格，也与文言与白话两种语言媒介的表现力有关。文言的简洁典雅使得蒲松龄能够以含蓄的方式传递批判意图，而白话的自由灵活则为莫言提供了更大的表达空间，使其能够更直接地冲击读者的感官与心理。
最后，在批判意图表达上，《聊斋志异》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劝善惩恶”的传统道德诉求，而《酒国》则超越了单一的道德批判，试图从文化、历史与人性等多个维度剖析社会问题的根源。例如，蒲松龄通过花妖狐媚形象的塑造，呼吁人与人之间应秉持真诚与善良，而莫言则通过对“酒文化”与“食婴宴”的描写，探讨了现代社会中权力、欲望与道德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两位作家对社会问题认知的深度，也彰显了文学创作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功能演变。总体而言，《聊斋志异》与《酒国》在批判精神上的异同，既体现了古典文学传统与现代文学创新的对话，也揭示了不同时代背景下文学创作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四、语言风格的雅俗嬗变
《聊斋志异》作为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其语言风格呈现出文言与白话相结合的独特特征。蒲松龄在创作中既保留了文言的精炼与典雅，又融入了白话的通俗与生动，从而形成了兼具文学性与可读性的语言表达方式。具体而言，《聊斋志异》的语言以文言为基础，通过简洁凝练的句式和精准典雅的词汇选择，展现了作者对古典语言艺术的深厚造诣。例如，在描写鬼狐形象时，蒲松龄常以寥寥数语勾勒出鲜明的人物特征，使读者能够迅速进入故事情境之中。
但也大量融入了生动的民间口语、方言俗语。如《婴宁》中描写：“个儿郎目灼灼似贼”，雅俗共赏，既保持了文言的韵味，又赋予了人物鲜活的生命力，开创了“以俗写奇”的范式。与此同时，他还巧妙地嵌入白话元素，用以增强叙述的流畅性和生活气息。这种文言与白话的结合不仅提升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也使其更贴近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从而实现了雅俗共赏的效果。
《酒国》的语言风格则是对这种“雅俗共赏”传统的极致化与粗鄙化发展。莫言彻底摒弃了文言载体，完全采用现代汉语写作，但其语言实验走向了两个极端：一方面是极度官样化、口号化的政治话语，如宴会祝酒词：“我们要为了伟大的事业，干杯，再干杯！”；另一方面是极度粗俗、充满生理刺激的民间俚语、脏话，如“屁”、“屎”、“尿”的频繁使用，以及“那味道像是一坨发酵了三个月的屎”。
此外，《酒国》的语言风格还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莫言在创作中大量运用高密方言、俗语与谚语，使其成为叙事的根基之一。这种语言选择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地域色彩，也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鲜活生动。例如，余一尺、李一斗等人物的语言充满了乡土俚语的痕迹，这种语言风格与其身份背景相契合，进一步增强了人物的真实感与立体感。可以说，《酒国》的语言风格不仅是莫言个人创作风格的体现，也是其对民间文化资源的一种创造性转化，从而为作品注入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这两种语言在文本中交织、碰撞，形成了一种“泥沙俱下”的狂欢化语言景观。它继承了《聊斋》关注民间语言活力的传统，但将其推向了感官冲击的巅峰。这种语言不再是“以俗写奇”的工具，其本身就是“奇观”，是构建“酒国”这个荒诞世界的基本材料。它以其粗粝、肮脏、暴烈的质地，冲击着读者的阅读神经，也直接地物化了小说所批判的那个欲望横流、价值失序的世界。从《聊斋》文白交融的典雅控制，到《酒国》各种语体杂糅的失控狂欢，语言风格的嬗变清晰地标示出古典审美现代性转译的激进路径。
《聊斋志异》与《酒国》在语言风格上的显著差异，可以从时代背景、创作意图以及地域文化等多个方面进行阐释。首先，从时代背景来看，蒲松龄所处的清代是一个文言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因此他在创作中自然延续了文言的传统，并尝试通过文言与白话的结合来扩大作品的受众范围。而莫言则生活在现代汉语已经成熟的当代社会，其创作语言必然受到现代白话文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当代文学对语言实验性的追求。其次，从创作意图来看，蒲松龄旨在通过志怪故事讽喻封建社会的弊端，因此其语言风格倾向于精炼典雅，以符合文人阶层的审美趣味；而莫言则试图通过荒诞的情节与粗俗的语言直接批判当代社会的腐败现象，这种创作目的决定了他必须采用一种更具冲击力的语言表达方式。
最后，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蒲松龄的作品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其语言风格中蕴含了一种儒道结合的典雅气质；而莫言则深受高密地方文化的熏陶，其语言风格中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与民间色彩。这种地域文化的差异不仅塑造了两位作家截然不同的语言风格，也为他们的作品赋予了各自独特的文化内涵。综上所述，《聊斋志异》与《酒国》在语言风格上的差异，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差异不仅体现了两位作家各自的创作个性，也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与社会背景对文学语言的深刻影响。
结语
《酒国》与《聊斋志异》的对话，是一场跨越三百年的、充满张力与创造性的文学回响。莫言并非简单地复现“聊斋”鬼狐，而是抓住了其志怪传统中“以异叙常”的批判精髓与叙事自由的精神内核。通过将志怪元素都市异化、将线性叙事解构成多重嵌套、将孤愤讽喻转化为狂欢批判、将雅俗交融推进为语体狂欢，莫言成功地将古典的“聊斋遗韵”移植并培育于现代主义的实验土壤中，生长出了名为“虚幻现实主义”的奇异植株。《酒国》因此成为观察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如何在后现代语境中实现创造性、乃至叛逆性转化的一个极端而典型的样本。它证明了，伟大的传统并非仅供膜拜的范本，更是可以被消化、改写甚至冒犯，从而激发当代文学无限活力的宝贵基因库。
参考文献
[1]张安奇. 莫言早期小说反响研究[D]. 湖北师范大学, 2024.
[2]马娇娇. 莫言小说的“聊斋基因”：以《生死疲劳》与《聊斋志异》的互文性为例[J]. 蒲松龄研究, 2025(4): 79-86.